食物價格飛漲的大勢下找出路 (上)

化學污染、環境破壞、氣候大變、水災旱災增加、水土流失、土壤失去肥力、食品含毒、生物多樣性減少、資源匱乏、貧富懸殊加劇、飢荒…我們對以上的詞彙都見怪不怪，它們都是農業「工業化」的惡果。自20世紀中期，全球的農業逐步機械化，使用人工化學物質來催谷產量，隨之出現了農產品貿易的全球化趨勢。

另一方面，國與國之間的衝突、糧食供應鏈中斷，以及新型冠狀病毒（COVID-19）大流行所帶來的持續經濟影響，全球九成國家都錄得5%或以上的通脹率。作為消費者的你必定感受到近兩三年來全球食物價格飛漲的威力。例如世界銀行（World Bank）指出，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，農產品價格指數與2021 年 1 月相比，高出了19%。雖然大米價格下跌約 14%，但玉米和小麥價格就分別上漲了 16% 和 22%[1]。

食物價格大幅飛漲，對亞洲、非洲和南美洲國家的影響最為嚴重。2022年，伊朗、斯里蘭卡、伊拉克、蘇丹、阿爾巴尼亞、秘魯、突尼西亞和黎巴嫩等國家相繼出現糧食短缺情況。根據《2022 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》(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2)報告，全球受飢餓影響的人口於2021 年上升至 8.28 億，與2019 年 COVID-19爆發前相比，增加約 1.5 億[2]。香港飢餓人口統計方面，有非政府組織指出，本港有130萬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，近三份二的受訪低收入家庭處於糧食不足的狀態，而其中兩成受訪家庭則活於飢餓中。

大部份跨國農業公司(如: 孟山都 Monsanto; 先正達Syngenta; 杜邦DuPont; 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rcher Daniels Midland; 邦吉Bunge) 已與種子、農藥與生物技術公司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。他們掌控了全球 80％的糧食貿易，可想而知，其採取的農業模式都會為夥伴企業提高利潤，以收槓桿之效[3]^,[4]。

全球化帶來的自由貿易之風吹拂下，國際需求和獲利劇增，令企業化農業在阿根廷、巴西、巴拉圭及玻利維亞等諸多南美國家都快速擴張。有報導指出，巴拉圭政府將小農戶一向賴以為生的公有土地，非法出售或租予給大豆業的政商朋友，造成土地產權集中於極少撮人手上。顯然易見，某些人操控大部份市場力量，而糧食和金錢亦代表政治力量，萬一有人居心叵測，上下其手的話，對各層面都會造成影響。遺憾的是，原本自給自足的小農戶被武力迫遷，熱帶雨林、草原亦徹底消失[5]。農民失去家園的同時，其他非主流作物，如稻米、玉米、向日葵及小麥，亦迅速萎縮，令單一農業及基因改造作物產生的負面衝擊漸漸浮現。

有研究指出，黃豆生產商每年在巴拉圭土地上使用逾1000萬升的殺蟲劑及除草劑[6]，當中包括危害極大的化學物質，除了損害環境，也嚴重危害當地居民的健康。更糟的是，媒體並未報導可能因化學物質過量而導致的疾病及死亡案例，為跨國企業擦脂抹粉，使更多人無辜受害。媒體在壓力下否認這些「農業有毒物質」(agrotoxins)會造成傷害，更有報章的老闆敦促記者在報導毒害事件時，禁止使用這些詞彙，只能使用「農業化學物質」(agrochemical)。

自從1999年於烏干達發現會令小麥染上桿鏽病(Stem rust) 的Ug99真菌，至今已擴散至肯亞、埃塞俄比亞、也門及伊朗的農田，更可能令亞洲與非洲八成麥種受菌類影響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採用基因改造品種，並過度依賴單一作物的大型麥田，所謂一滴墨汁，染污一杯水。

生物多樣性是一個宏觀的概念，很多人不知道這與我們的糧食息息相關。事實上，生物多樣性與糧食安全有著微妙的關係，生物多樣性包括三個層面，遺傳(基因)多樣性、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。人類的所有糧食、大部份的藥物、各種用品的原料，皆由各類生物物種提供。地球任何地區皆依賴生物多樣性維繫，此乃人類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子。如生物多樣性持續減少，不久將來人類便可能面臨重大的糧食危機。

安居在香港的你和我，可曾設想過每天端在飯桌上的「盤中飧」，有些農產品往往以廉價掛帥、養活日益膨脹的人口為名，背後卻上演了一幕一幕對土地、勞工的剝削。糧食危機已迫在眉睫，對於此，有人感到無可奈何，憑個人力量可改變在非洲或南美發生的事麼?

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的報告指出，全球城市人口於2008年已超過了農村人口[7]。農產品的銷售市場集中於城市，以滿足城市人的需求和消費模式，我們身為城市人，香港進口大量內地、外國的食品和農產品，我們的消費模式和本地農業生產能夠逐點兒轉變嗎?

在這個大潮流下，我們可有出路嗎? 下回文章自有分解。